1937年12月12日黄昏，南京城的天空烧得像一个巨大的、漏了底的胭脂盒子，把整座城市都泼成了萧雅旗袍上那种绯红色。周卫国是踩着这颜色冲进萧家大宅的，德国军校的制服从黄浦江一路颠簸回来，已经皱得像咸菜，领章上的银扣子掉了一颗，那是他在码头上为了抢时间翻墙头时崩飞的。他的军靴上沾着Berlin的雪粒——那是临上船前在菩提树下踩的，此刻与南京的尘土混在一起，成了肮脏的泥水，随着他急促的脚步甩在青...

在别人眼里，我是中央大学图书馆门前那株必须按节气开花的白梅，是萧家大宅里用尺子量着脚步长的留声机。他们说我读《诗经》时睫毛垂落的弧度都得符合“淑女”的行业标准，说我走路时旗袍开衩晃动的幅度是经过精密计算的——据说那个角度最能体现“未来军官太太”的体面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刚刚好够让男人们在前线想起来觉得有面子，又不至于让后方的太太们觉得有伤风化。可在我自己眼里，我不过是十八岁那年被两头猪绑架...

宫里的人都说，华妃死得活该。我没说话。我在这宫里活了这么多年，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：凡是众口一词说”活该”的，底下必然藏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是惧怕，是嫉妒，是庆幸——庆幸死的不是自己。我见过太多”死得活该”的人，她们死前，都曾以为自己会是最后留下来的那个。年世兰也不例外。只是她比旁人多一样东西，那就是——她到死都没明白，自己究竟输在哪里。我有时候想，这或许才是她最深的悲哀。 第一次见年世...

仙草走的那天，是个晴天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的天是那种透亮的蓝，一丝云都没有，阳光照在院子里，把土地晒得暖烘烘的，麻雀在屋檐上叫，叫得很欢。天地间一切都是好的，好得让人觉得，这样的天，不该有人走。可她就走了。我不在她身边。那天早上她说好些了，说让我去地里看看，孝武一个人顾不过来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她睁开眼睛看我，那眼神还是老样子，不软不硬，说去吧，我这儿没事。我就信了，披上褂子，出门了。走到地头，...

我这一生，腰杆子从来没弯过。不是没有想弯的时候。是不能弯。白家的腰若弯了，白鹿原上的人便会说，白秉德的儿子，不行。我爹临死前最后一句话不是叮嘱我善待兄弟，不是叫我好好供祖，他就说了四个字：”挺直了站。”我那时候跪在炕边，油灯的光把他脸照得又黄又深，那些沟壑我从小就熟，熟得像认识自己手背上的纹路，可那天夜里我忽然觉得陌生，觉得那张脸是一块即将风化的崖壁，正在慢慢地、不动声色地往里头缩。我鼻子发...

我到死都不明白，火是怎么灭的。不是那种被水浇灭的灭，不是慢慢地、一点一点地暗下去的灭，是忽然的，是你还在燃着，还在烫着，还觉得自己能再烧一百年，然后有人把你整个扣住，扣得严实，不给你一丝空气，你在那个密封的黑暗里挣，挣得浑身是汗，挣得手脚都破了，最后火还是灭了，灭在你自己都没有察觉的那一刻，灭得悄无声息，像从来没有燃过。可我燃过。这一点，谁也拿不走。 弗比斯这个名字，我在心里念了多少遍，多...

我有一双好脚。这话是我自己说的，不害臊。加利这样跟我讲过，他说，爱斯梅拉达，你跳舞的时候，脚像是不沾地的，像是地面只是给你借个力，真正的你，是属于空气的。我当时笑他，说你这话说得像个诗人，他就真的拿出一张纸，要给我写诗。我已经跑远了，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，风把他的头发吹乱，他冲我喊什么，我听不清，也不想听清，转过身，继续跑。我喜欢跑。跑起来的时候，巴黎就是我的。巴黎是个很大的地方，大到你一辈子...

在别人眼里，他是一个懦弱寡断、薄情负义的少爷。逢人便笑，却笑得虚浮，像一张贴在脸上的纸，风一吹就要掉。父亲的朋友拍他肩膀说”周家后继有人”，他就垂着头称是，心里清楚得很，父亲从没正眼瞧过他，他不过是周朴园书桌上一件摆着撑场面的摆件。但在他自己眼里，只是一个从没被人好好爱过、也从没学会好好爱人的孩子。他记得小时候趴在窗沿看雨，奶妈在身后喊他小心，父亲路过，只冷冷说了一句”不成体统”，转身走了。...

在别人眼里，她是一个骄横跋扈，恃强凌弱的华妃娘娘。但在她自己眼里，自己只是一个得知哥哥被处死后伤心悲痛欲绝的妹妹世兰，她又何尝不是人哪，就算一棵羸弱的小草，也需要依靠。她其实早就知道，自己不是“娘娘”，是“人质”。十六岁嫁入王府，凤冠霞帔，锣鼓喧天，人人都道年家的小女儿一步登天。可没人告诉她，那顶凤冠是铁的，一戴上，就摘不下来了。 她第一次杀人，是亲手把一碗红花灌进福晋的肚子。那孩子已经五...